兰州的魅力和底蕴******

　　一个城市的标志，其特色最鲜明者，或自然风景、或人文踪迹、或绝味吃食。身处兰州，在一套书、一碗面的墨香与滋味中，也许能品味出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与文化底蕴。

　　一套文溯阁《四库全书》——

　　白塔群山间 书香自袅袅

　　兰州南有五泉山，北有白塔山，黄河蜿蜒，穿城而过。九州台属白塔群山的一座高山，海拔2000米左右，其形峭拔。登上九州台，南向俯瞰阳光下的黄河，金波涌动，滔滔东去，令人心胸旷达。一座藏书馆阁背靠九州台主峰，蓝瓦飞檐，稳坐于九州台的翠色之间，存世三部半的《四库全书》，其中一部就保存在此。

　　清代乾隆年间开四库馆，历十余年而成《四库全书》。初缮写4部，分贮于圆明园文源阁、故宫文渊阁、避暑山庄文津阁、盛京（今沈阳）文溯阁，后续抄3部，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文源、文汇、文宗三阁之书，均已毁于战火，文澜阁之书则部分散佚，称为半部。如今，文津阁之书藏北京国家图书馆，文渊阁之书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溯阁之书藏兰州九州台。

　　文溯阁《四库全书》囊括书籍3474种、6144函、36315册，为清代以前学术总汇、典籍渊薮，堪称文化瑰宝。

　　沈阳文溯阁《四库全书》何以移至兰州？

　　文溯阁《四库全书》曾于1915年始运存故宫保和殿10年，之后回归沈阳。新中国成立之初，其又运至黑龙江省4年余，再归沈阳。1966年，文化部将其拨交甘肃省图书馆收藏，当年10月运至甘肃，栖身于兰州郊区永登县4年8个月。自1971年6月至2005年7月，文溯阁《四库全书》则一直存放于兰州近郊榆中县木林沟的专修书库中。因兰州一带气候干燥，温度适宜，历经数十年，书籍没有发现潮湿、发霉和长毛现象，也无污染或人为损坏，原有的黄斑也未扩散，且还有所淡化。2000年前后，甘肃省决定立项修建文溯阁《四库全书》专藏书库，经过论证，选址九州台，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于2005年7月8日落成并投入使用，书籍全部装入新制作的香樟木书箱。

　　《四库全书》以经史子集为经纬，标四色喻四季。与另外两部半一样，文溯阁《四库全书》以绢为封面，经部书籍为青绿色、史部书籍为赤红色、子部书籍为白浅色、集部书籍为黑深色。皇皇典藏中，包含了中华民族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思考总结，蕴涵智慧和力量，充实了中国人的知识世界，体现了深邃的东方情怀。

　　近日，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数字化工程已宣布竣工。对于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的古籍文物而言，将其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做好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工作，就是真正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

　　最是书香能致远，文化始终是一座城市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底色。2019年8月2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考察调研时指出，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总书记叮嘱在场的文化工作者，“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善莫大焉！”

　　一碗兰州牛肉面——

　　古道驼铃响 河畔面飘香

　　兰州之韵，凝结在浩繁卷帙中，也飘荡在人间烟火里。

　　丝绸古道驼铃声，黄河两岸面飘香。生长于兰州者，有的早晨、中午两顿都吃兰州牛肉面，兰州人聊天时经常会谈论哪一家牛肉面馆的面更好吃。“牛大”，这是兰州人对牛肉面的爱称，透露出日常相伴的情愫。“扎碗牛大！”兰州人如此说吃牛肉面。

　　据统计，在全国各地，兰州牛肉面馆超过6万家，单单是兰州市就有牛肉面馆1200多家，每天卖出200万碗牛肉面，可见这一碗面在兰州人生活中的位置及其影响力。

　　外地客人到兰州，去牛肉面馆吃面，站在窗口递小票时，窗口内的小哥会问“吃什么？”原来，兰州牛肉面的面型分为毛细、细、三细、二细、二柱子、荞麦棱、韭叶、薄宽、大宽……食客需要明确告知，这样，现场拉面条的小哥才能准确满足客人对面型的需求。

　　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兰州牛肉面色彩斑斓。这是因为兰州牛肉面的标配是切碎的青蒜苗、白萝卜片、量足足的红色辣椒粉油、香菜叶等，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解释：“汤色清亮，萝卜片洁白，辣椒油鲜红，香菜蒜苗翠绿，面条柔滑透黄。”

　　兰州人将辣椒粉油称为“辣子”，用于牛肉面的辣椒粉是过了油的，称为“油泼辣子”。一些外地游人起初会被那么多的辣椒粉吓着，是不是太辣？其实，远不像湖南、四川、贵州等地辣椒的辣度，兰州牛肉面的辣是微辣，主要是提香。当你享用完这碗牛肉面，低头再看一下碗中的余汤，只见汤表层是悠悠漂动的青红两色，这就应了中餐讲究的“色香味”之色，许多食客会忍不住“呼噜”“呼噜”喝上几口牛肉面汤。传统的牛肉面汤很有营养，据说是由牛骨头熬制四五个小时而成，并且按比例配有草果、花椒、干姜、桂皮、茴香等香料。若想多吃点儿牛肉，还可以论斤现称，兰州牛肉口感细腻，品质上好，广受食客称赞。

　　当然，兰州颇具特色的风物远不止于此，在兰州生活的居民或者来过兰州的游人都能够举出很多。比如，兰州是全国唯一黄河穿越市区的省会城市，两山夹一河，东西狭长；夜晚的兰州灯火璀璨，登上南面五泉山之制高点三台阁北望，但见白塔山下的金城关恢弘绚丽，中山铁桥上的人流穿行不息。

　　如今，“强省会”理念深入兰州人之心。“强省会”到底该怎么强？经济强固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人文关气运，文化强也不可或缺。品味兰州，品的是穿越时空的深厚历史底蕴，更是如今兰州文化兴、文化强的生动图景。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